读《如何认识中国》

读《如何认识中国》

文献信息: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J].开放时代,2019(03):37-63+5-6.

黄宗智的学术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中国的农业史和乡村经济;二是中国的法律史和基层治理。

通过对法律史,特别是明清民事案件的梳理研究,黄发现中国传统司法实践贯彻的是“实用道德主义”,而承载主体则是“第三领域”半官半民的混搭式实践。“第三领域”引发的另一个概念是“集权的简约治理”,这在中国社会几百年来的社会变迁中一以贯之。

“内卷化”或“过密化”是指,单位土地产量的不断提高对应的是家庭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甚至低于满足一个劳动力基本生存的口粮水平。对于家庭来说,劳动力不可辞退,当不存在外部收益机会的时候,就属于“沉没成本”的范畴,此时家庭经营的“理性”就是最大化土地的总收入,直至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零为止。“过密化”增长又被黄称为“无发展的增长”,其本质在于人地矛盾,只有“去密化”,让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活动,同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现代投入和现代科技“反哺”农业,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数百年来人口压力持续存在,直到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乡村工业化和新副业,才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了“去密化”进程。

从宏观视角出发,日益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并未带来“二元经济”的消失,人口压力下的家庭化生产在中国宏观层面演化为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工人”的存在,并进而引发了中国特有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收入差距问题。

周黎安认为自己的“官场+市场”理论与黄的“第三领域”、“集权的简约治理”具有高度相关性、对偶性和互补性。例如“集权的简约治理”与“行政发包制”是体制内外的差异,两者具有对偶性和互补性,二者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被界定为“相机治理”。“相机治理”的背后逻辑是对管理成本和统治风险的考量。在“两场”理论中,官员与企业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网络密切合作,既不是简单的市场调节,也非政府粗暴的行政干预,二是政府与市场交互协作的“第三领域”,促使政府的“掠夺之手”转换为“帮助之手”。这一点可以结合格兰诺维特的关系理论进一步展开中西理论间的对话。一些学者简单的拿西方价值理论来评断中国绵延厚重的“第三领域”活动,既无法解释中国增长的奇迹,更无益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化和国际化。

另一方面,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人口压力下的传统经济“内卷化”和“集权的简约治理”长期并存?西方学者曾引入“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利”两个维度来分析国家能力强弱,认为中华帝国的“专制权力强”,但“基础权利弱”,并将其归结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外来的和尚”念的“经”并不如黄的“简约治理”更为准确和深刻。由于人口压力下农业剩余的脆弱,“集权”与“简约治理”并存,“过密化增长”的小农经济则变成承接二者的桥梁。但并不是说农业剩余充足就一定实现工业化,如果农业剩余大量分散在地主手里,中央也难以进行大规模资源调配。这一点直到近代,中央通过“土地革命”加强了“基础权利”,并进一步通过“统购统销”,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汲取大量剩余来支撑城市和工业发展。

周认为共产党执政以来,夯实了“基础权利”,承接计划经济留下的完备工业基础,借助政治锦标赛和市场化、全球化,启动了“两场”双重竞争机制,才真正打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面,并破局“过密化”。

周还指出,西方理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的三个不同功能:一是分析基准,二是预测基础,三是价值基准。关键是如何能够利用西方理论分析价值,同时避免其可能“陷阱”。黄倡导的基于实践和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是一个有效途径。

评论

Your browser is out-of-date!

Update your browser to view this website correctly. Update my browser now

×